(47)法释[2010]8号，2010年7月1日发布，10月1日施行。
总的来说，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对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建立起到了基础性的奠基作用。另一种解释方法就是把特别行政区作为地方行政区域与其他地方行政区域相对比来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含义。
从该条原意来看，两个基本法中关于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规定首先应当把适用范围限缩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内澳门特别行政区内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在出入境意义上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法律含义，必须要结合《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7条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含义进行解释。进入 莫纪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特别行政区 宪法适用 一国两制 。这种义务虽然抽象，但在制度构建上却是非常具体有效的约束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宪法义务，表现为特别行政区必须要服从中央对特别行政区享有的全面管治权。（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以及所辖的岛屿和附近海域。
所以，基本法在设计特别行政区制度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与宪法对完整意义上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设计要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立法距离。更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宪法是通过两个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产生法律上的间接拘束力的。显然，这与举证不能就要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举证责任倒置有着根本之别。
合作式刑事诉讼的开展，不再只是纯粹的犯罪追诉活动以及犯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我国的合作式诉讼，法庭审查则必须实质化。首先，从2021年《行政处罚法》第35条关于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如何折抵拘役、罚金等刑事制裁，以及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对于行政执法证据如何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来看，行政先理为原则与刑事先理为特殊相统一的行刑衔接机制，才是2021年《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和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规范意旨所在。作者简介：田宏杰，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第341条第3款的增设，虽使上述状况有所改善，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力度的加大，仍需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的前置行政法的制度法网。凡国家工作人员均有依法如实申报财产的义务，故纪检监察机关发现行为人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责令行为人予以说明，并非强迫行为人自证其罪，而是行为人履行前置行政法所要求的财产说明义务的必经程序，实系凡规定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治国家均会采取的做法。
[9] 2015年《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6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二）关于合作式诉讼与协商式诉讼的关系 目前，无论刑事和解的推行还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施行，在我国并没有与之配套的独立协商程序，而是视案件轻重，分别嵌入于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之中。2.后盾刑事法应当为行政犯的前置法规制提供保障。[3]因而以行政犯治理为使命的现代刑事治理体系的规范重建，关键在于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行刑衔接要求，在立法层面、执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践行落实。
在现有知识产权、金融、环境案件民事、行政两审合一基础上，将知识产权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等刑事案件吸纳进来，由专门审判庭一并管辖审理。因之，不仅合作式诉讼可以嵌入于上述三类程序之中，对抗式诉讼又何尝不是同样嵌入于上述三类程序之中呢？是故，合作式诉讼和对抗式诉讼的并行不悖且相互转换，才能有效保障行政先理为原则与刑事先理为特殊相统一的行刑衔接机制的顺畅运行，进而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在共同推动庭审实质化的进程中，实现个案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同样，社会治理也必须从国家行政的单一治理向着国家行政和社会公行政多元治理转型，才能实现政府掌舵—社会共治—公民自律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善治。而私益公法化的起因和目的，则在于借助公法手段保障私益，故而秩序犯下的私益，虽然脱胎起始于私法，但私益与私法已分道扬镳，并在公法的秩序框架里得以重塑并受到保护，不仅公共空间是私益得以形塑重构并赖以发展的空间，而且公序建构正是私益得以重新型构并获保障的根基。
[11] （三）规范适用层面的行刑衔接 实现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在实践层面的统一，关键在于坚守法秩序统一的宪法基本价值要求和部门法之间的结构性、功能性、比例性规范关系，按以下进路渐次展开：首先，按照刑法基本原理，立足刑法规范用语文义进行行为定性的形式解释，从而实现刑事司法适用解释的形式正义。况且，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所举证据，大多是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为了民事诉讼的展开而需要的证据。
而这一义务的履行，从中获益（包括不法获取经济利益或不法转嫁风险损失）的，当然既有公司，又有对公司资产享有所有权的股东，而不仅仅限于对公司资产享有经营权的高管。然遍寻《行政处罚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相关基本法律，立法对此完全不置一词，并无任何这样的规定，虽然刑事优先在刑事法学传统通说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实，不仅形式上于法无据，而且实质上与行刑关系的立法精神亦相抵牾。
二审法院[21]推翻了一审结论，认定胡某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而行政不法行为人只要能成功地在行政处罚时效内不东窗事发，其也就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几乎所有法律责任的追究。（二）规范执行层面的行刑衔接 不仅行政犯之刑事违法性认定以行政不法性的具备为前提，而且刑事责任的追究亦以对行政制裁力量不足之补充和行政管理秩序的有效恢复为依归。那么，行政先理的行刑衔接机制是否意味着行政处罚是刑事制裁的必经前置程序呢？例如，现行《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申言之，行政犯案件的移送，是在调查终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时，而不是在行政调查进行中，更不是在行政调查启动以前。然而，不为前置行政法规制的行为，不可能进入刑法规制的视野。
因此，持有型犯罪确实既有作为型犯罪，也有不作为型犯罪，但却并不存在一种具体的持有型犯罪中的持有，既是作为又同时是不作为，或者既不是作为又不是不作为的情形。而在庭审实质化审查的三大关键要素中，辩方合作自愿性的审查，是为了确保合作各方地位的平等，从而实现刑法适用的程序平等和实体平等。
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经调查研究确定病毒来源为野生动物，这一调查结论使得野生动物交易、食用规制再次进入公众视野。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的前置法义务是不得持有枪支、弹药的禁止性义务或不作为义务。
1.关于谁前提谁在先的理解 对此，因交叉案件类型不同而存在两种情形：（1）行刑诉讼交叉案件。所以，行政先理只是行政犯行刑衔接治理的一般程序原则，而不能将其视为行政犯刑事追诉的必经前置程序。
至于立法层面行刑衔接的具体实现，则端赖以下两个层面的并行构建： 1.前置行政法应为行政犯的刑事法规制奠定基石。[6] 2019年《证券法》第85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诉讼标的是行政处罚行为，由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是制裁配置的递进关系，刑事制裁的功能在于对行政处罚进行力量上的增援，而不是对行政处罚进行维护，本不存在谁是前提的问题，但由刑罚适用的谦抑性所决定，行政处罚的适用及其效果是量刑时需要重点考量的因素，故而行政诉讼的优先进行，更有利于刑事诉讼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刑罚适用科学性的均衡实现。[14]但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法是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的行政法律、法规。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可见，只有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前置行政法律、法规，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明确野生动物分级保护标准，包括交易、食用不同种类野生动物的相应法律责任，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才有法可依，从而既具有道德的正当性，又具有规范的合法性。
合作的整个进程，不仅旨在充分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以实现对犯罪的有效控制，从而在保障人权的同时保卫社会，而且是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犯罪治理乃至社会治理的过程。合作时，不仅有控辩双方的参加，更有被害人、社区代表、执法机关等社会治理其他部门的共同参与和开放对话。
所以，只有跳出既有刑法框架，才能更加科学地组织起对行政犯的治理。同时，完善鉴定与公证机构、公安、检察、律师、行政机关等诉讼参与人相应专业知识储备和诉讼参与能力提升机制。
该款究系逃避缴纳税款罪的出罪条款，还是行政处罚乃刑事制裁必经前置程序的立法示例？不仅学界聚讼纷纭，而且实务部门在办案中更是困惑不已。所以，只要秉持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法适用解释规则即可发现，《刑法》第126条之六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第130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第172条持有假币罪，第348条非法持有毒品罪，第352条非法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等的持有，均系作为。所以，美国式的辩诉交易，法庭审查已经彻底形式化。（一）规范制定层面的行刑衔接 由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部门法秩序决定，刑事立法规制的规范边界的确立，应当遵循以下三个循序渐进又有机联系的法益保护规则，以便在立法层面实现行刑的有机衔接：第一，在法益保护形式上，刑法法益必须是由前置法之调整性规范所确立、并为前置法之第一保护性规范所保护的第一保护性法益。
[16]为此，必须厘清合作式诉讼与庭审实质化、协商式诉讼以及对抗式诉讼之间的相互关系。[7] 田宏杰：《行政犯的法律属性及其责任——兼及定罪机制的重构》，《法学家》2013年第3期，第60页。
例如，2019年《证券法》第200条规定的非法开设证券交易场所、第202条规定的擅自设立证券公司、第212条规定的擅自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3种证券不法行为，行为样态虽然各异，但侵害的法益都是金融机构的设立监管秩序，因而在刑法中皆纳入第174条第1款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一并规制。而刑事追诉时效则相反，动辄10年、15年、20年甚至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不受刑事追诉时效的限制，而即便是最短的刑事追诉时效，也有5年，恰与行政处罚的最长时效有机衔接。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20]以此为据认定胡某负有相应民事责任。但是，刑法并非前置法的附庸，相反，无论在定罪还是量刑上都有着自己作为法体系最后一道防线的相对独立判断。